2022年12月5日19:30，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老师受邀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文艺美学再出发”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我院刘毅青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宋老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他提出这一论题的独特视角，即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维度来考量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现代性，并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理论为出发点，来重新审视中西方的现代艺术创造。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本就有着十分充足的学术资源作为基础。从这些学理上的分析来反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命题，则更能说明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接着，宋老师详细解释了何谓“现代化”和“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而“现代性”则是对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概括总结而形成的理论。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十五、十六世纪，涉及到了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也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而与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相比，现代性理论的发展则呈现出某种滞后性。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趋于成熟。而在中国，尽管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早就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想，但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对此，宋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些重要学术成果，包括周宪、许钧主编的丛书：《现代性的困境》《现代性的碎片》《现代性的三个悖论》等，以及周宪独著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等等。

在对“现代化”和“现代性”进行了细致的概念分析之后，宋老师将眼光瞄向了现代性思想的开端，向我们介绍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宋老师认为，马克思最早地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亦即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从文化历史、社会经济等多角度进行分析，最终形成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尤为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体上持批判态度。而与马克思相比，韦伯对于现代化的态度相对较为温和。他的“祛魅”理论，认为现代理性主义有效地祛除了传统社会中的种种“魅惑”，因而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内容正在萎缩和消弭，理性更趋于形式化，最终将发展成一种只有程序和计算的工具理性，亦即“理性的铁牢笼”。

随后，宋老师提出了“现代性”的四对张力：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社会现代性与文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西方早在康德哲学中，就已经对这些张力进行了思考。康德的纯粹理性着眼于科学认识之“真”，实践理性着眼于逻辑实践之“善”。而诉诸于情感和审美的判断力，正是为了连接前两者而提出的。到了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提出要通过审美的力量来扭转单一现代化的发展。至此，现代艺术创造和审美情感在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中，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地位。接着，宋老师通过对《启蒙辩证法》《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等具体文本的引述和分析，更进一步地论述了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以及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最后，宋老师又将视线收回本土，谈论了何谓“中国式现代化”。宋老师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为了避免工具理性的过度冲击，必然也要通过寻求审美的力量来进行补救。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一直是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对此，宋老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落在“现代化”上，即不能打着维护传统的旗号否定现代化，而要使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汇入世界现代化的轨道中去。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要避免西方的、单一的现代性，而要追求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整全的现代性。这其中，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性更为重要。

刘毅青老师高度赞扬了这场讲座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前沿性。他从文艺美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发展情况出发，认为文艺美学作为一门由中国学界首倡之学科，它的“再出发”必然要建立在中国式现代性上。而对于“中国式现代性”这一命题而言，相较于王建疆教授提出的“别现代”，刘老师更看重“现代性”的内在机制。他认为，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流变之中的，它的很多看似固定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值得怀疑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不光光是文艺美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还有中国式现代性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的判别标准不应完全来自西方，而更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因此值得学术界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在提问环节，有同学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展开了不同的设想。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本质应包含两个内在的维度，一是工具实用的维度，二是情感的维度，并想询问对后一维度的设想是否合理。宋老师认为科学技术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功利性的产物，就算有情感维度的内容，也不是其主要方面。还有同学认为西方后现代思想与中国式现代性思想之间产生了交互影响，并试图弄清这一语境下中国式现代性与中华文化自主性之间的关联。宋老师重新强调了他对于中国式现代性的看法，认为中国在追求自身的现代性时，一定要认清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同时关于这位同学提出的后现代问题，宋伟老师指出，尽管西方的后现代思想批判了现代性，但西方现代社会高度理性化的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并没有和后现代思想同步地展现为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形态。因此这种学术思想层面的批判并不等同于社会实际，需要我们将两者分开来看，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整个讲座最终在热烈愉快的探究氛围中落下帷幕。